远山如烟黛,似是燕归来——戴燕笔下的女性与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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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键字▽
戴燕 | 女性 | 乡愁
提起葛兆光,想必大多数读者是熟悉的。但是提起他的妻子戴燕,怕是知之者甚少。他们二人研究方向也不大相同:葛兆光专注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戴燕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文学史领域。
戴燕,女, 祖籍安徽芜湖市,生于合肥市。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78年初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2年初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的编辑工作,所编徐震堮著《玉台新咏校笺》、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等曾获得过"国家图书奖"古籍类的奖项。
戴燕先生的研究中有很多关于女性、乡愁的思考。本期主题阅读,让我们一起走近戴燕。
远山如烟黛 似是燕归来
——戴燕笔下的女性与乡愁
○严杰夫
一
据说,葛兆光、戴燕两位先生在学生中的传说很多。其中一个便是,两位先生早晨都喜欢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前散步,于是就有“好事者”算准了时间前去搭讪。想来,这样的学术“粉丝”真是令人好气又好笑,倒是两位先生并没有对此太过介意。
葛兆光
而对于读者来说,熟悉葛兆光的人一定比熟悉戴燕的人多。就比如我,直到这两年才慢慢知道,戴燕与葛兆光“师出同门”。只是毕业后,葛兆光南下,戴燕却留在北京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此后,戴燕也曾在《书城》等文化杂志任过职。
戴燕
尽管专业出身相同,但葛兆光和戴燕两人的学术关心却稍有不同。与葛兆光专注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不同,戴燕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文学史领域。其中,以《对中国的乡愁》、《异域之眼》等日本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最为出名。不过,近年来,随着与诸多历史学前辈的交往越来越多,戴燕的研究也与葛兆光有了一些交集。像《 讲义》,完全就是历史学的范畴了。
《对中国的乡愁》
(日)青木正儿 (日)吉川幸次郎 等著
戴燕 贺圣遂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
(日)兴膳宏 著 戴燕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9月
二
或许是作为女性的原因,读戴燕的文章,最突出的一点是,会让人感觉到一丝女性的细腻和柔软。这种特质也让戴燕的作品增添了一份特别的魅力。
在《往来以礼》一书里,开篇的一篇文章《京都寻书记》就极为典型地体现出了这样的特质。在文章里,戴燕写道,看过近代前辈往日本访书的故事,也记住了这些前辈泡在艰苦和辛酸里的那一丝欣然。为此,她也试着揣摩前辈们的心境,却直言“很难体会到那种‘礼失求诸野’的心情”。于是,她自认,自己的“所谓寻书……充其量不过是观个东洋景罢了”。这种“示弱”并非是在退缩,而是表明了一种心志吧。
《往来以礼》
戴燕 著
中华书局
2013年6月
接着,在后面的文章里,戴燕就尽情地沉浸在京都寻书的乐趣里,并在纸张间为大家娓娓道来。通篇文章读来,好像是豆瓣上某个网友为大家撰写的有关京都书肆的游记,夹杂着书店和书人的一些传奇,读起来并不像其他文化游记那样非得让人“一声叹息”,却多了一份谐趣和轻松。
这样的“女性色彩”还体现在她的学术关心中。在《 讲义》里,戴燕在众多英雄豪杰之外,特意留出一章来讲曹操的夫人卞氏,也就是《魏志·武宣卞皇后传》里的内容。戴燕认为,“尽管三国的政治人物对女性介入政治,抱有特别的警惕,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女性却未见得如坊间所传全然没有作为,她们自有一种特别的影响力”。
《 讲义》 戴燕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
这位卞氏出身于优伶,二十岁时成为曹操的妾,建安初年,曹操废掉原来的夫人,确立她为继室。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获封魏王,卞氏也被封为王后。此后,儿子曹丕即位王位,她也被封为皇太后。卞氏比曹操小了十多岁,多活了整整十年。随着儿孙从王变成皇帝,她也享受到了“母仪天下”的威严。而卞氏一族在曹魏也有了极大的影响力,成为当时的豪门望族,直到西晋初年,卞氏家族仍有着较大的威望。戴燕认为,即使从这个角度来说,卞氏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她的才能恐怕还远在曹操的估计之上”。
2013年电视剧《曹操》卞皇后 剧照
当然,卞氏并不是戴燕唯一留意的三国时代的女性人物。在《半为当年赋洛神》一篇里,尽管文章的主角是魏明帝曹叡,戴燕却在一开始就笔触一转,将目光转向了曹丕的两位夫人文昭甄皇后和文德郭皇后,继而讨论起《三国志》里《后妃传》的历史意义。戴燕认为,这些女性人物在那个时代留下的意味,远比我们要想象的深远:
在封建社会,由于父严母慈,因此父子关系常常表现为社会关系,而母子关系才具有私密性。因此,历史英雄人物往往对父亲只有尊敬,对母亲才有爱的感情。
这种特别的家庭感情关系,其实直到清朝曹雪芹撰写《红楼梦》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贾宝玉的父母对其迥然不同的态度,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也就颇值得玩味。或许正是这一因素,在东汉末年直到三国两晋时期,豪门望族往往和皇室外戚有着莫大的关联。
贾宝玉与贾政
作为女性学者,三国时代的“洛神传说”,当然也不会被戴燕漏过。这里面传递出的古典浪漫主义,在文学史出身的戴燕看来,也就别有一番趣味。她提到
“正是由于有文学的生动描绘和传说的想象虚构……才使三国的历史有了这最绮丽、浪漫的一个情节”
在戴燕的笔下,一部血火华夏的男性色彩浓厚的三国志,就这样拥有了更丰富、更细腻的层次。
洛神传说
三
如果说,戴燕对历史的解读有着女性的特别韵味,那么她在与学者交流和对谈中,却又体现出对古典传统的敬仰和神往。无论是在《往来以礼》里为日本的中国学学者“立传”,还是在《陟彼景山》中与学术前辈的对谈,可以说都体现出了这一点。
《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
戴燕 主编 中华书局 2017年1月
在《陟彼景山》的序言中,戴燕提到,“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而这样的学术范式嬗递也就构成了学术文化领域最核心的部分,尤其是在文史领域,有了这种健康和稳定的承袭,才能使得后来者能在前辈的基础上抵达更高的学术高峰;另一方面,如果后来者不了解前辈及其时代,“恐怕也很难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也就难以“知往鉴来”。
在戴燕看来,无论国籍如何,研究的领域何在,这些前辈学者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他们的研究中始终萦绕着一种“乡愁”。这种“乡愁”并非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那种囿于地域局限的情感关怀,而是一种出于自己研究领域的情怀。在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看来,这种“乡愁”是一种异邦人看异邦文化时流露出的一种特别的情感,也就是对人类“乡关何处”的关怀。
吉川幸次郎
这种“乡愁”,或许还可以反身投射为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情感。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一方面看到的是冲击力极大的西方文化和西方视角,另一方面却又想重新寻求传统文化里蕴含的魅力。于是,大众只能在西方视野下,去盲目地讨论、寻找“国学”的路径。这样的矛盾和冲突的心态,也在《陟彼景山》中,被戴燕和她的访谈对象所反复地谈到。例如,在戴燕同朱维铮对谈的《“国学”问答》一文里,朱维铮就提到,现在讲的“国学”有很多矛盾。尤其是在“中国”的概念尚未明确的背景下,如何界定“国学”就是一个极为棘手的任务。而这一点,也正是葛兆光在《宅兹中国》所谈论的最核心内容。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
2011-2-1
四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往来以礼》里还有篇小文章——《枇杷树》。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戴燕、葛兆光两位老师的所有作品中,少见的与他们个人生活有关的文章。其中透露的诸多细节,也可以让我们得以一窥两位先生日常的家庭生活。
《枇杷树》讲述的是葛兆光患眼疾后,在上海一家医院住院就医的一段小事。在这一期间,戴燕体悟到了医患间那种复杂的关系: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不可逆转的,而医生的作用,“不过是扶助人平平安安走完这个过程”。另外,也是这段就医的经历,让戴燕开始对上海这座城市生出了某种认同感,觉得上海被“一点一点地带进我们的生活里”。
戴燕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小者如医院,还是大者如上海这座城,戴燕在陪葛兆光就医这段时间里的这些思考和感悟,无疑是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一种省悟:对病痛的豁达,学会享受生活细节里的美妙之处,并且去感受到一座城市里的美,而这都是这两位学者在学术之外的私人一面。
所以,借着《枇杷树》这篇短文,我们可以看到戴燕和葛兆光两位先生日常生活里温情的一面,这也使我们在对他们表达尊敬之余,感受到了他们可爱的一面。
葛兆光
就是这普通而又日常的一面,令我想起,许多年前,在复旦东门政通路的湍急的人流中,蓦然碰到过葛兆光先生匆忙的身影。在外人看来,他或许就是一位普通人,融在人流里,并不引人注意。但在我的眼里,那一刻就在夕阳的映衬下,定格成一幅温暖的照片,长久地映在心里。就像戴燕在文章里写到的医院里的那棵枇杷树,医院门口的那家面包店,是一副淡淡的却能让人品味良久的风情。
编辑 | 罗婉 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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