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在小南门的一条条小巷里，有一种视觉感受扑面而来：这里的椅子真多啊！

它们有些是空椅子；有些坐着守候拆迁区域的保安；更多的三三两两坐着居民，形成了小小的社交空间。

不过可以预见，随着城市更新，在不久的将来，小南门的椅子将越来越少。

趁早跟我们去看看，小南门的椅子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吧。

从小南门地铁站钻出来，眼前是宽阔的马路，稍远处是被围起来、即将推倒的老房子，再远处是高耸的新建现代化楼宇。

旧与新的此消彼长、鲜明对比，是这两年小南门给人最直观的印象。

在这里，我们忍不住搜集了一大波椅子的照片。

居民们对此倒是司空见惯，不止一个人对我们说：老城厢嘛，就是“矮凳”（椅子）多。

“沉迷”于上海街头椅子的我们，曾经写过襄阳南路上的椅子。

不同的是，那里的椅子大都是沿街小商铺摆出来的，而小南门的椅子则更加具有开放性、流动性。

它们大多数是已经搬迁的居民遗留下来的，谁都可以坐，也可以被随意搬动。

这让我们想到了在北京的人类学研究员杨雁清曾经做过的“胡同里的沙发人类学”小调查。

她这样写道：“它们（胡同里的沙发）不仅风格各异，展现不同时代的美学，它们也参与塑造了胡同的公共空间。”

这些似乎也可以用来形容小南门的椅子。大概只有在胡同、弄堂这样的传统社区，才会有如此野生、自发的社交空间。

以下是三个椅子的故事。我们想记录下的，是老城厢即将消失的人际关系。

1

白天，廖建国（化名）总是坐在小南门地铁站附近的一个三岔路口。

他身后是一幢没人住的旧屋，大门被砖块封起来，窗户也钉上了木板。

真奇怪，房子就跟人一样，一旦被掩住了口鼻，马上就失去了生气。

老廖是卖旧货的，他的藤椅边总是堆着一些老物件。

还有几把椅子。“（椅子）都给人家坐。”老廖介绍说，“人家跑得吃力了，来坐一歇。”

这个路口就像是老廖的露天会客厅。——这么说没毛病，因为他身后这栋失去了精气神的老屋，正是他的旧宅。

“三层楼，100平方，大伐？‘别墅’喔！”老廖开玩笑说。“住了六十多年，我养（生）在此地呃。”

他三十多年的旧物回收生涯就在这里起步。“老早这一路摆的都是我的物事（东西）。”老廖比了足有一二十米的长度。

“我收的物事多唻，老的瓷器、扇子、书画、红木家生（家具）……都有。”

这一带老房子多，老廖说收到过不少好东西。

“100多万的黄花梨台子，清朝的，两只老虎脚，漂亮！”

“王一亭（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书画家，旧居梓园就在小南门一带）倷晓得伐？”他问，“伊写的字我也收到过，人家不懂，我晓得的。”

老廖是去年搬迁的，但还是每天回到老屋门口摆摊。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我蛮开心的。”老廖的话听不出真假，“我此地人都认得的，不管男女老少都搭得拢。”

这天他身旁只摆了几样零星的物件。

“喏，汤‘捂’子（汤婆子）、老‘素’(老锁)。”他用沪普说，显得很佛系，并不竭力推销。

“他好东西都卖掉了。上午那么大一串铜钱——谁家这么有钱喔？！”跑过来一个戴橙色安全帽、穿工作服的小胖子，看样子是附近工地的工人，和老廖很熟的样子。

老廖的物件不愁销路，他看上去坐在这里孤零零的，转眼间身边就围了一圈人。

有认真询价的，也有路过看热闹的。

“两只汤‘捂’子1块（行话，指100元）。我不赚侬钞票，这点铜侬去称称看，随随便便60块。”

“这个卖给我了，我看这颜色好看。”小胖子看了一会儿，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挑了一个。

老廖找给他60元，主动便宜了10元。“人家打工的。赚人家钞票做啥？良心要好。”他像是对我们解释说。

剩下一只汤婆子被一个短发阿姨买走了。“这是阿拉老邻居。”老廖说。

我们问阿姨是否住在附近，被白了一眼：“不是都滚蛋了嘛？！”

阿姨把汤婆子先存在老廖这儿，打招呼说：“我带小赤佬看医生去。”

过了会儿，她领了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过来，让她叫“爷爷”。

老廖刮了下小姑娘的鼻头，听到女孩不停地咳嗽，说：“生梨给伊吃吃嘛？”

阿姨摇摇头：“没用呃，季节性咳嗽。”说着，牵着孙女的手准备走了。

老廖又追上去，像是透露宫廷秘方一样关照她：“我教侬，白萝卜烧汤吃，（其他）一样不要摆，不要忘记脱哦！”

2

南仓街靠近西钩玉弄，上街沿上几把椅子放得错落有致，每次路过都忍不住要看两眼。

椅子中间的木质边几，有时摆一个小小的兵马俑。有时是一堆稀奇小物件：古早的m ini播放器、皮克斯万花筒、Gucci钱包，和一小本被人遗弃的拍立得相册。

椅子背后的窗沿上，有一排高脚酒杯，过去布店用的筹子，招财的小泥人……

整个空间颇有vintage市集的意味，有一种不用力的美感。

它们的布置者其实并没有这些概念。王阿姨（化名）是这里的环卫工人，附近陆续动迁，居民不要的椅子、物件，她就收过来。

“别人不要，我拿来‘玩玩’。路过有人要，就送人。”她说。

边几上的几个玻璃茶缸透露，这个好看的露天空间是提供给大家的。

这不，王阿姨还在不远处的椅子上放了一个电热水瓶，可以免费取用。

李文龙（化名）是附近居民，他和阿姨一起沐浴在4月的午后阳光下。

“没事体做。退休工人蹲（待）在此地瞎聊，吹吹牛皮。”

他在这一带住了几十年。他回忆说，从前南仓街是弹格路。

“小辰光穿双拖鞋，啯笃啯笃走回来，脚底板都墨黜黑。走起来蛮有味道呃。”

而附近曾经密布着弄堂，曲径深幽。外人进去，就出不来了。

“人家抢戒指、抢项链的逃进去，里向十几只弄堂弯头，警察进去也寻不着。”

就连李文龙自己，偶尔也会在弄堂里迷路。

好在小南门有一座一百多年的警钟楼，曾用来瞭望，遇到火警时鸣钟报警。

现在钟楼已经湮没在附近建起的高楼中，但它曾是老城厢的制高点，对附近居民来说，还有辨别方向的作用。

“阿拉小辰光迷路了，不认得了，都看伊的。”李文龙说。

在他印象里，小南门的巨变发生在过去十几年，尤其是近两年开始大规模拆迁之后。

曾经他最喜欢吃的，是“整个小南门最有名”的老字号一家春。

上世纪80年代，一家春的一道清炖蹄膀，要卖1元多。不放酱油，炖到酥，“（酥到）筷子也拣不上来了”。

“（蹄膀）有一只盆噶大。哎哟，格肉侬吃了，格辈子不会忘脱。”

不过，一家春在2005年翻牌成了德兴馆。而如今，这家位于中华路、董家渡路的德兴馆也结束了营业。

只有隔壁的草堂鸡还开着，店招上像是跟自己开了个玩笑般地写着：1997-2020。原来，是去年重做招牌时摆了个乌龙。

不过，一语成谶，草堂鸡据说最多再开三个月，之后也暂时不打算开了。

下午3点多，李文龙掰开了一只柚子，给每个人发了一片。

“你们现在就是重新回到那个有人烟的地方了。”他边吃柚子，边做出了总结式的发言。

3

和南仓街一样，和顺街53弄也有下午茶。邻居切开一只西瓜，然后附近居民人手一片。

这是条很老的弄堂，有着三个年代的建筑：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屋、八十多年历史的石库门，还有六十多年历史的私房。

听居民说，这里已属于小东门。

年龄不同的老建筑们毗邻着，中间围合成一个半开放的空间。

空间内摆着几把风格各异的椅子。有藤椅、铁管椅、仿红木雕花椅，还有塑料椅。

铁管椅上坐着位穿小红鞋的老太太，双手叉着面朝弄堂口坐着，气场十足，正在惦记着会不会落雨。

67岁的刘伟康（化名）给我们介绍：“伊18岁搬过来的，现在虚岁96，属老虎的。蹲在此地七十八年了。”

“伊拐杖也不要撑，搀也不要人家搀。侬看伊走路，侬还没伊神气唻。”

虽然老太太生活可以自理，还能出门旅行，但邻居还是会主动帮她晾衣服、收衣服。

“伊屋里向有女儿、孙女照顾，（但是）我门口头邻居好照顾么，我也帮伊一记。”60多岁的徐萍（化名）坐在一张可以旋转的藤椅上说道。

这把藤椅和弄堂里的其它椅子，都是搬走的邻居送的。放在弄堂里，谁都可以坐。

只不过有些隐藏得很深。

方卫国（化名）熟门熟路地掀起了一块防尘塑料布，露出一把白色塑料椅。掩映在白布下的他，颇有一种花果山水帘洞猴王的阵势。

方卫国说，拆迁走的人一般“屋里向物事都不要了，就带点衣裳走”。

倒也不是不念旧，而是老房子的家具很难搬。“像我屋里向家具，侬搬也搬不下来。进去都拼装起来的，弄下来要敲脱。”

在一阵西瓜清香里，我们感受到了老城厢弄堂内的人情味。好似一家人一般，每个人都知道对方家里的情况，相互之间也会帮村，乐得分享。

但在刘伟康眼里，“现在已经冷清了”。

“老早天一热，格弄堂里矮凳、躺椅（摆出来）乘风凉，还抢地方唻。”

刘伟康4岁时搬进了这个弄堂，住了64年。对几乎住了一辈子的房子，刘伟康又爱又怨。

爱的是这里的邻里关系。“不像新公房里，门一关，大家不认得。”

怨的是，每家室内空间都太小，隔音也差。

“交交关人家（许多）），早上夜到（晚上）还拎马桶、倒痰盂。”

年轻一代已经搬出了这样的老房子，刘伟康的女儿也是，工作之后就租住在外面。

“伊拉一代人，和阿拉一代人生活方式不一样。侬不理解，也要理解。”

这条街上，双号的居民已经搬走了，单号暂时没有拆迁信息。

“等新房子造出来么，就不一样了。侬看董家渡一块，已经有点腔调了。”刘伟康说。

“蹲进去的，都是有钞票人。阿拉跟伊拉不好比了，两个世界了。倷动迁户，哪里一家人家买得过去啊。”

他有些无奈，又自我宽慰说：“总归要适应生活呀。”

“侬（要）跟上时代的节奏啦。跟不上么，（也要）慢慢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