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推迟一年开办的东京奥运会预期开幕时间，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受到全球疫情影响，虽然已经延期一年，但仍然难以安全接纳大量观众入场，或只能闭门空场进行，很可能没有现场观众。

　　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只有运动队而没有观众进入赛场，那实在是久远的记忆了。比如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经历。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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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办。

　　而就在奥运开幕的5个月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长春，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堪称彼时中国奇耻大辱。而当年5月底，国民政府因“经费不足”，宣布不参加这届奥运会。

　　妄图在国际上塑造伪满“合法性”的日本人，趁机宣布“伪满洲国”选手参赛。

　　时年23岁，出生于辽宁大连甘井子区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就是日寇企图裹挟代表伪满参赛的选手之一。

　　故土沦陷的刘长春很有骨气，当年五月初从东北辗转北平（今北京）的他，在大公报发表声明，掷地有声：

　　“我是中华民族黄炎子孙，是中国人，绝不代表日伪满州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如此情境之下，国民政府才打算推翻原来的决定，想要派遣代表队参加奥运，打破日本人欲让伪满“以奥谋独”的阴谋。

　　当年6月25日，国际奥委会终于做出了拒绝伪满参赛的决定，此时奥运选手报名已经截止，中方紧急要求通融获得通过，但最终参赛者只有刘长春一人（另一名选手于希渭因日寇严加看守未能成行）。他也成为中国奥运历史第一人。

　　国民政府虽然最后派队参赛，却未做任何准备，更无经费支援。彼时正受侵略又积贫积弱的中国，选手凑足赴美的巨额旅费谈何容易。幸而张学良亲自出马，为刘长春筹措了经费。

　　但是，当时的中国，不仅政府财政亏空，国民经济更是远远没有形成工业化，虽然勉强筹足路费，但经费问题始终困扰着刘长春（甚至连赛后返程的路费都没有，全赖当地华侨捐助才得返回中国），后勤保障更是没得指望。

　　（刘长春在1932年奥运会的际遇，正是当年中国国势的缩影）

　　刘长春的运动水平其实有相当的竞争力，堪称亚洲顶级短跑选手，但长时间的海上漂泊和后勤条件的缺乏，使得他刚刚踏上赛场就近乎体力不支，最终甚至没能全部比完他报名的项目，参赛的项目也都仅列小组末尾。

　　我们知道，没有工业化基础，往往连最基本的鞋服这样的运动装备都难以提供给运动员。即便到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著名的埃塞俄比亚长跑运动员阿贝贝·比基拉，创造了奥运马拉松赤脚夺冠的惊天神迹，但其实他平时训练是穿鞋子的，可开赛前几天鞋子坏了，他的国家代表队却没法给他提供替换鞋子，在当地买新鞋不合脚磨起水泡，无奈之下他才光脚参赛。

　　（有点“凡”的阿贝贝：我也想穿鞋，但是光脚照样赢你们）

　　那当年刘长春在奥运赛场表现不佳是不是跟运动装备拖后腿也有关系呢？

　　这个还真没有。刘长春上场穿的运动鞋，并不拉跨，甚至反而应该说是国际顶尖水平。

　　而且这还是“牌子货”，创立于1920年的国产品牌“傅降临”，比那些国际知名大牌还要悠久得多。

　　然而这样一双好的运动鞋，压根称不上是“工业产品”，更应该叫做“手工业制品”。

　　因为它是为刘长春参加奥运会而“量身定做”的，是品牌创始人傅降临亲手制作的精品皮质跑鞋。

　　（图源见水印）

　　匠人精雕细琢的作品，当然质量过硬。但没有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线，只靠手工作坊的形式，不仅形不成规模，而且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产品，质量更是与定制品天差地别。

　　更要命的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极其脆弱，难以抵御各种外部风险。1935年“傅降临”正式注册“火炬牌”商标，刚刚闯出一片天，就因抗战全面爆发，厂房纷纷被毁，遭遇灭顶之灾，很快濒临倒闭。

　　中国运动鞋服制造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比如1957年中国运动员郑凤荣以1米77的成绩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当时脚上穿的钉鞋，同当年刘长春的一样是定制作品，是傅降临的徒弟王玉祥为她度身定做的。

　　（郑凤荣的定制运动鞋（图源见水印））

　　2

　　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全面工业化的进程。虽然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但鞋服制造这样的轻工业也有所发展，此前连年战乱中濒临毁灭的国产运动鞋服品牌获得重生。

　　不过当时的生产能力还十分有限，尤其是专业的运动鞋服装备，还近似于“奢侈品”。直至改革开放，外贸格局全面打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展开了新篇章。

　　服贸轻工业，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外贸高度结合的先行者，一件件看来不起眼的鞋服制品，开启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道路。

　　这个时期的中国鞋服制造业，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国家鼓励“三来一补”（注：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经营模式，相关产业在广东珠三角和福建闽南等地区快速发展起来。

　　从1978年起，我国服装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1981年，国内首次颁布服装号型标准。1983年，中国第一次发布纺织品流行色。到1984年，中国年产服装11.5亿件，出口3.5亿件。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重返奥运会，并实现了奥运奖牌零的突破，收获15枚金牌，初战即惊艳世界。

　　（许海峰摘得中国奥运史首金）

　　但这种经营模式，也使得大量国际大牌打入中国，国产老品牌的时代彻底终结。

　　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运动员的专业装备，反而开始大量采用国外品牌。

　　（1983年全运会朱建华惊天一跳打破世界纪录，脚上运动鞋的钩子标识清晰可见）

　　同时，较为粗放的经营下，中国大陆当时的鞋服生产几乎是清一色按外贸订单组织生产的OEM代工厂模式，简单说，就是“贴牌”。随着订单数量的持续增长，原来的鞋服生产小作坊，纷纷增加投资，给国际大牌做贴牌，成为风险小、成本低、利润来源稳定的代工厂家。

　　当回顾这段历史时，不少人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有些“耻辱”，并有了“八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的说法。诚然，当时中国承接的是高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生产线，辛辛苦苦劳动，大头却被人家赚了去。但是，这个过程却也对中国工业化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培养了大量的产业工人，还学到了成熟的生产技术，健全了质量控制体系，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都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腾飞和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基石。

　　而在拥有了基础后，一些企业产生了更高的追求，他们不再满足于贴牌代工，而是打算开创新的国产品牌，摆脱产业链上的低端地位。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爆发，外贸订单急剧缩水、利润水平大幅下降，众多鞋服制造商濒临经营亏损的困境，一些单纯靠外单加工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倒闭，这也倒逼了国产新品牌的产生。

　　初始阶段很多企业带有明显的“耐克学徒”痕迹，比如有“中国鞋都”之称的闽南泉州市下辖的晋江，有不少鞋服生产企业以“克”为名，比如著名的361°品牌，曾用名就是“别克”。

　　在1990年代，一些国产运动品牌已经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这在中国奥运也有明显的体现。

　　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官方服装供应商，都是本土品牌。1992年至2008年，“老大哥”李宁成为中国奥运赛场的一面旗帜；

　　而2009年，晋江的品牌安踏，以黑马之姿达成与中国奥委会签约成为体育服装官方合作伙伴，此后至今中国奥运代表团的的官方体育服装都是由安踏供应，包括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

　　可以说，中国运动品牌的崛起速度，一点也不比同期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竞技场上的成绩提升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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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2日，伦敦奥运会举重男子77公斤级赛场上，28岁的中国选手吕小军，以175公斤的成绩打破抓举世界纪录，同时以379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冠军。

　　（吕小军伦敦奥运摘金）

　　吕小军由此也得到了“战神”占旭刚接班人的美誉。

　　因为从占旭刚1996、2000连摘举重男子77公斤级奥运金牌后，中国举重队已经连续两届无缘该项目冠军。此时吕小军为中国男举“收复失地”，一战而天下知。

　　（2000年悉尼奥运会占旭刚卫冕成功，中国奥运史上最经典的世界名画之一）

　　但其实，吕小军从2005年以来就长期饱受腰伤的困扰，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伤病对他竞技状态的影响也在增加，要知道，今年将代表中国队参加东京奥运的吕小军，已经是一名37岁的老将了。

　　2019年举重世锦赛，时年35岁的吕小军，展示了自己无愧“战神接班人”的名号，带着腰伤打破两项世界纪录，摘取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冠军。

　　这不仅是这名老将坚强的意志力使然，也得益于中国现代运动科技的保护和助持，这对现在的运动员保持竞技状态和延长运动生命至关重要。当时吕小军脚上穿着的，就是安踏为国家举重队专门打造的“吨位鞋”。

　　2014年开始，安踏的“国家队专业装备设计团队”开始为国家举重队设计举重鞋。“吨位鞋”不仅要承受运动员的体重和杠铃的重量，还要支撑运动员在举起杠铃时所产生的巨力，抗压超1吨，约等于14个成人。

　　这样高水平专业运动装备的成功打造，来源于如今国内一线运动品牌对运动科技越来越高的追求。

　　运动鞋服装备制造，虽不比芯片等产业那样的科技密度，但对科技的要求也并不低。一定程度上说，科技是运动品牌的生命，是获取市场占有率的根本。

　　曾经中国运动品牌也出现轻视科技，野蛮生长的趋向，而随着2012左右盲目扩张带来的“爆仓”灾难大浪淘沙，从中幸存的国产运动品牌，纷纷加强了科技研发力度，重塑核心竞争力。

　　（安踏运动科学实验室）

　　比如安踏，不仅投入了中国运动品牌最高的研发经费，每年的研发投入从2015年的3.08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20年的8.71亿，累计申请国家级的研发创新专利超1800项；而且通过收购国际知名品牌，将国际顶级的运动科技引进应用，快速提升了中国运动装备的专业水平。

　　而也许比竞技体育层面更重要的，对于普通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运动鞋服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提升，带来最切身的体会，就是那些曾经只能遥望的专业运动装备，也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

　　比如最近安踏发布的中国奥运代表队东京奥运领奖服，以及为各支运动队打造的夏奥装备。奥运会是运动品牌的制高点，奥运装备是顶级科技、顶级面料、顶级设计方案的结合，但以往只限于国家队运动员穿着。安踏正将这些装备的设计和技术应用于市售产品，未来则将会以单独门店推出。

　　这完全不同于某宝某多上随便找的“奥运同款”。外形上的同款容易，对于当代消费者来说，运动体验上的专业才是真正的需求。安踏这次发布的新品，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点，着力于以奥运科技赋能大众产品。

　　也就是说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真正的“奥运运动员同款”。安踏这次将奥运装备科技、面料运用于大众产品，这也是首次推出与国家队装备同款科技、面料的市售产品。

　　安踏累计为多达28支中国国家运动队打造奥运装备，这其中就包括前面所说的为吕小军等奥运选手打造的专业举重“吨位鞋”。

　　放在以前，这样“冷门项目”的专业装备，市售似乎无用武之地。但现在中国运动装备市场的需求日益细化多样，越来越多人参与健身中的硬拉，就需要这样专业的举重鞋。为奥运冠军“保驾护航”的运动鞋，也在给数以万计的普通消费者提供专业的运动保障。

　　回想当年刘长春首次参加奥运，凭借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和手工业者的精湛手艺，也能造出媲美当时世界一流的跑鞋，但全国仅此一双，普通人想要获得同样的专业运动体验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而经过了多届奥运的竞技突破，如今中国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和对专业运动装备的需求，都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设计在线、科技量足的运动鞋服装备，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必需品。

　　这，正是一个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可以提供的。刘长春当年“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辛酸史，一去不复返了。

　　（位于大连奥林匹克广场的刘长春雕塑）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