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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天台人。遇仙后更名为“用成”（或作“用诚”）。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他博学多才，长期精研儒、释、道三教典籍。他在《悟真篇?自序》中说：“仆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惟金丹一法，阅尽群经及诸家歌诗论契……”他是在道教史上具有划时代作用的重要人物。
关于张伯端的乡贯，《悟真篇》前序自署“天台张伯端平叔序”，表明其为天台人。经查考宋元明三代有关文献，都称张伯端为天台人，与其自署一致。只在《嘉定赤城志》出现过郡人，在《大明一统志》出现过台州人。因此，自宋以来至清（康熙）700年间,有关张伯端典籍都认定张伯端是天台人，从没有争议过。自清康熙二十二年后至今，有人说张伯端是“临海县人”。为澄清张伯端乡贯，经查阅史籍，科学分析研究，认定张伯端是天台人。
上图为新桐柏宫紫阳真人坐像
一、张伯端乡贯是天台人史科可鉴题
（一）张伯端在其主要著作中表示自己是天台人。
有关张伯端的乡贯资料，最早出现在他的主要著作《悟真篇》中。他在该篇“自序”之末是这样签署的：“时皇宋熙宁乙卯岁旦天台张伯端平叔叙。”《悟真篇后序》之末除年号不同，也签署天台张伯端平叔再叙。在这里，他向人们明确标示自己是天台人。张伯端还在其亲手写下的《石桥歌》中，也表明自己是天台人。《石桥歌》“吾家本住石桥北，山镇水关森古木。桥下涧水彻昆仑，山下有泉香馥郁。吾归山内实堪夸，遍地均栽不谢花。山北穴中藏猛虎，出窟哮吼生风霞。山南潭底隐蛟龙，腾云降雨山蒙蒙。”诗中“石桥”二字，《汉语大字典》解释 “石桥，特指浙江省天台山胜景石梁。” 一个人的籍贯出生地，没有比他自己更清楚的了，因此，张伯端是天台人，这是一槌定音难以更改的铁的史实。
（二） 张伯端的传人以及后世再传弟子都指明张伯端是天台人。
宋?翁葆光在《悟真篇?注疏序》中：“夫子尝谈余曰：天台仙翁道成，受命于上帝为紫阳真人。” 道教南宗又名道教天台宗，桐柏观是南宗祖庭。张伯端是道教南宗始祖，因是天台人，故道教紫阳派又称天台仙派，称张伯端为天台仙翁。宋?陆彦孚《悟真篇记》云：“张平叔先生者，天台人也。”宋?薛道光《悟真篇》记有“张平叔先生者，天台人，少业进士，坐累谪岭南兵籍”。 元?陈致虚《上阳子注悟真篇》序有“天台紫阳真人《悟真篇》诗词歌章，明示金丹之术，以全久视之道”。 宋?真德秀《紫阳真人悟真篇讲义》序有“天台真人张平叔作《悟真》诗百余篇行于世，识者谓《参同》之后才予闲中虽颇涉蜡，然未能识其妙处。云峰夏宗禹自永嘉来游幔亭，示余所为《悟真讲义》序……。” 宋?白玉蟾《修真十书杂着指玄篇》卷之六《谢张紫阳》“稽首百拜上覆：祖师天台悟真先生紫阳真人张君门下”。 白玉蟾《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之三十九 《快活歌》有“子子孙孙千百亿，炉鼎鸡犬皆登天。大道三十有二传，传到天台张悟真，四传复至白玉蟾。”弟子是再了解师祖的，他们为师祖《丹经王》注疏应是认真、真实、可靠的。
（三）历代典籍中记载张伯端是天台人
元?赵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之“张用诚传”云：“张伯端，天台人也。” 明?张宇初《道藏洞真部?赞颂类》之《南五祖诰》有“九皇降迹于天台，一脉潜通于刘祖。”明?洪自诚《消摇墟经》卷二“张紫阳传”载“张伯端，天台人。少好学，晚传混元之道而未备，孜孜访问，遍历四方。” 明?彭好古《悟真篇玄解》载“《悟真篇》，天台紫阳真人张伯端着”。清康熙?云阳道人朱元育《悟真篇阐幽》序 “《悟真篇》者，宋紫阳真人天台张平叔所撰也。紫阳出海蟾刘祖派下，为南宗第一祖，悯世人不知金丹大道，堕落旁门，特作此书，令学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耳。”
此外，相关古籍文献还有：南宋初，陈葆光的《三调群仙录》，宋叶士表(文叔)袁公辅等注的《修真十书悟真篇》，南宋晁公武的《群斋读书志》，南宋释志磬的《佛祖统记》，明宋廉的《君士分大丁录》，明王世贞的《列仙全传》，清仇兆鳌(知几子)的《悟真篇集注》……等典籍均记载张伯端是天台人。
（四）各种志书记载张伯端是天台人
陈耆卿编纂《嘉定赤城志?人物》，成书于1223年，是迄今为止距离张伯端在生年代最近的志书，载有“张用诚，郡人，字平叔。陈耆卿是临海县人，郡人同是台州府人。他称张伯端是郡人，反而证明不是临海县人。如果是临海县人应该称为邑人。这是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张伯端非临海县人，而是同在台州府的天台人。明代释无尽（传灯大师）编撰的《天台山方外志》载“张伯端，天台人”；《山西通志?人物传》载：“张伯端，天台人……。” 山西离天台山路途遥远，如果张伯端不告诉当地士大夫，怎么会知道张伯端是天台人，收入志中？可见张伯端是如实介绍自己的乡贯。
上图为天台山桐柏宫《崇道观碑》残片
二、称张伯端乡贯是临海人，纯属编造
最早出现张伯端是临海人的提法，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临海县志》。《临海县志》在记载张伯端乡贯时，明确写明：“张用诚，邑人，字平叔。”依据是“按：旧志及一统志载，用诚临海人……。”此记载造成300多年的争议公案。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众说纷纭，使一位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厘不清他的乡贯祖籍，否定了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700年典籍对张伯端是天台人的认定。
《临海县志》载张用诚是“邑人”，依据是旧志及一统志载是临海人。这不符事实，是编造。此谓旧志，在编《临海县志》前700年间，只二部旧志，即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称张伯端为郡人；明天顺五年（1467）李贤《大明一统志》称张伯端为台州人。除了这两部志书，一说郡人，一说台州人外，其他所有典籍基本上都记载张伯端是天台人。陈耆卿说张伯端是郡人，明李贤《大明一统志》说台州人，他们的记载一点不错，郡人、台州人都是说同一台州府人。而《临海县志》编者把郡人、台州人直接作临海人的依据，这太牵强附会了吧？
《台州府志》对张伯端乡贯的记载，一字不差，一字不少地采用《临海县志》对张伯端乡贯的记载。被《台州府志》的采用，造成的影响作用就更大了，致使后来被清雍正皇帝采用。
清雍正十二年（1734）御书“敕建崇道观”碑文中写道：“紫阳生于台州，城中紫阳楼，乃其故居。”雍正皇帝“圣旨口”成了张伯端是临海人的最最权威的依据。因此，这桩公案主人张伯端自己说是天台人，皇帝说他是临海人，难解难断，皇帝说张伯端是临海人，300多年来谁还再敢说张伯端是天台人，就是有人敢说张伯端是天台人，也只能是诬吹烂造，小人一个，不与理采。就连堂堂朝庭命官也只能跟着造假，不敢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造成这个后果的祸首是雍正九年（1731）浙江总督李卫。
三、李卫欺君罔上，以假乱真题
雍正皇帝推崇张伯端，十分赞赏他的“三教合一”主张，萌生了在天台重修紫阳道场的心愿，于是在雍正九年(1731)向浙江总督李卫下了一道调查天台道场情况的密谕：
天台山闻得有紫阳真人洞府，未知可有道场观宇否？可详细留心访查。若有可应修理振兴处，密议奏闻。……再：葛仙翁道场亦在天台，未知与紫阳真人仙踪一事否。闻得仙翁道场俱皆消磨，符箓皆归龙虎山，未知从何代废坠。今若振兴复旧，可能查其遗迹传闻整理否？朕有一心愿，可代朕详细查考议奏。若系两事，紫阳真人道场更为切要。朕专为紫阳真人仙迹起见事也，卿可知之。特谕。
李卫接到密谕后，立即委派浙江粮道朱伦瀚“借以查勘金清港闸水利工程为题，顺道密往察看”，并于同年十月以密摺直接回复雍正。其中关于张伯端籍贯部份的内容如下：
伊先到天台山，后到府城。考之郡邑旧志，及《赤城》、《一统》诸志，俱载紫阳真人为张用诚，字平叔，乃台之临海籍。惟《天台山志》则载：张伯端，字平叔，天台人，遇仙之后改名用诚，号紫阳。与诸志稍异。但今府城中尚有紫阳楼，传为真人故居，久己改建元坛庙，另起楼于左侧，为仙像以祀。又因真人曾著《悟真篇》，故府治之北有悟真桥，并有悟真坊在于城北。此皆其遗迹。至相传洗浴遁去之处，在临海县西北六十里百步溪。今百步岭之半山，仅存祠屋三间，供有真人石像、题诗碑记。其在天台，惟桐柏宫有真人于此栖真修炼之迹，余无所传。则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
李卫这段言之凿凿的密摺，粗看似乎颇有道理，细研则感粗率武断。理由是：
1、落实皇上密谕不负责任，敷衍了事。朝廷命臣落实皇上密谕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而李卫身为浙江总督，在实施皇上密谕时，极不重视，极不负责任，不是亲自去办理，而是委派下属粮道朱伦瀚去金清查勘港闸水利工程时顺道往天台察看。
朱伦瀚天台察看没有遵照雍正皇帝“可详细留心访查”的密谕要求。雍正密谕的主旨是：“天台山闻得有紫阳真人洞府，未知可有道场观宇？若有可应修理振兴。”李卫依据朱伦瀚的察看，在回复雍正的密摺中：“伊先到天台山，后到府城”，开头句就造假欺君，他根本没来天台，欺骗皇上说自己先到天台山，后到府城。雍正要求访查天台山紫阳真人洞府，道场观宇情况，他一笔带过，避重就轻，以虚充实不作回复。这份密谕，雍正要完成自己的心愿，为天台山紫阳真人遗迹修理振兴，要李卫：“代朕详细查考议奏，若系两事，紫阳真人道场更为切要，朕专为紫阳真人仙迹起见事也。”可是，李卫在回复雍正密谕的密摺中，把雍正密谕要求的：“细心访查，遗迹修理振兴，紫阳真人道场更为切要，朕专为紫阳真人仙迹起见事”不加领会，不抓重点，弄虚作假，敷衍了事。视皇上要完成的心愿为儿戏。把李伦瀚访查造假的材料作主要内容和依据。如“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以假乱真，欺骗皇上，造成雍正御笔敕封建崇道观碑文的过错。
2、所考诸志以偏概全。当有七部。李卫声称：“俱根据密摺可知，查考过的“郡邑旧志，及《赤城》、《一统》诸志”载紫阳真人为张用诚，字平叔，乃台之临海籍。”其实，只有《康熙台州府志》和《康熙临海县志》所载称张伯端为“临海人”。而明《天台山志》(即《天台山方外志》) 22和清《天台山全志》则明确称张伯端为“天台人”，南宋《嘉定赤城志》称“郡人”，明《一统志》称“台州人”，《康熙天台县志》则未列。也就是说，七部志书有五种说法。称“临海人”与“天台人”各二种，称“郡人”与“台州人” 各一种。而李卫却以偏概全地称：“俱载紫阳真人……乃台之临海籍”，即使明确称“天台人”的两本山志在他眼里也只是“稍异”而已。至于一致记载张伯端是天台人的大量古籍史料，更是完全置之不理，违背了“时近则迹真”的考据原则。其办事之粗率武断，由此略见一斑。
3、自认天台人竟不提及。一个人的籍贯，当然自己最清楚。张伯端在其代表作《悟真篇》序中自署“天台张伯端”就是最可靠的史实，而李卫对此竟然只字不提，亦未作任何说明。在古今中外所有论述张伯端籍贯的文章中，粗率到连本人自署都只字不提的程度，李卫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由以上分析可知，朱伦瀚受委密查天台紫阳道场情况，在所获信息不实的情况下，轻信了康熙两志称张伯端是临海人的编造。而李卫对朱伦瀚的回复，不但没有细察其中疏漏不实之处，反而在密摺中想当然地加以粉饰圆润，武断地作出“紫阳真人确为临海人无疑也”的结论。随即将此极具误导性的秘密奏摺，直送雍正皇帝龙案。
李卫是参与雍正继位之争的干将，雍正即位后将其作为心腹委以重任。面对李卫言之凿凿的奏摺，雍正皇帝又怎能不相信呢。于是，就有了“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的御书碑文。张伯端也就成了钦定的“临海人”。雍正本想在天台山重修紫阳道场的心愿，也就分成了三处实施。
李卫这种欺君罔上，以假乱真的行为，误事害己。说他“误事”，误导雍正皇帝搞错张伯端乡贯；说他“害己”，乾隆登基不久即因“办事粗率”被革职，随即“病死”。靠“病死”，如在生，被人戮穿，有杀头之罪。
四、《四库全书》正本清源题
张伯端是天台人，因雍正皇帝说他是临海人，枉断公案谁与论说，谁能正本清源。好在历朝有不畏王权、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直臣。如乾隆年间奉敕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纪昀、奉敕编纂《雍正山西通志》的储大文、以及主编《仙术秘库》的王建章等，仍然据实直书称张伯端为“天台人”。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有愿要汇编浩大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命纪昀为主编，纪昀是位有名铜头铁臣，在主编《四库全书》时，敢于坚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敢于纠正包括皇帝在内的过错，连乾隆皇帝的父亲雍正皇帝有错，也不留情，把雍正皇帝在御笔敕封修造的天台桐柏宫“崇道观碑文”中“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给以纠正。纪昀《四库全书?悟真篇注疏?提要》：“臣等谨按《悟真篇》注疏三卷、附直指详说一卷，宋张伯端撰翁葆光注，而戴起宗所重增疏义也。伯端——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
雍正皇帝说得对，还是纪昀提要说得对？附：纪昀等谨撰《悟真篇》注疏，请读者评说。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第十四 《悟真篇注疏》道家提要：
【臣】等谨案：悟真篇注疏三卷,附直指详说一卷,宋张伯端撰,翁葆光注,而戴起宗所重増疏义也,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熙宁中游蜀遇异人，传金丹火候之秘元丰中成道于荆湖以无生留偈而逝其徒焚之若释氏所谓舍利者千百后七年复有人见之王屋山中故世俗相传以为仙去是书专明金丹之要与参同契并道家所推为正宗其中所云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乡者即参同契三日出为爽震生庚西方之防其云药重一斤须二八者即参同契上?兑数八下?艮亦八之防其云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者即参同契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诀难以书传之防其云木生于火本藏锋要须制伏觅金公者即参同契河上姹女得火则飞将欲制之黄芽为根之防彼此阐发指蕴极为深奥学道者罕得真解乾道中象川翁葆光始析为三篇作注以申绎其义又附以悟真直指详说一篇传之既乆或讹为薛道光撰而葆光之名不显逮元至顺间集庆戴起宗访得真本重加订正于是定为葆光之注而已复为之疏相辅而行二人□丹术颇深故言之皆有根柢如所云假真阴真阳之二物夺天地之一气以为丹饵归丹田气海之中以御一身后天地之气翕然归之若众星之拱北辰其说实能括丹家之秘悟真篇注释虽多其明白切要未有能过于是本者故录而存之以备道家之一说焉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综上所述，张百端乡贯是天台人，历史上早有定论，自清康熙二十二年前700年张伯端是天台人没有异议。清康熙二十二年后至今334年间引成争议，一说天台人，一说临海人，是因清康熙二十二年临海县志，以旧志《嘉定赤城志》中的“郡人”和《大明一统志》中的“台州人”为据，编造直书张伯端乡贯“临海人”，被《台州府志》采用，被浙江总督李卫采用，密奏雍正皇帝采用，造成三百多年公案、争议不绝。本会师长、会友如认同我的观点，应当尊重历史，当以《四库全书》纪昀亲撰提要为准，罢以再参加争议。如不认同我的观点，欢迎指教，提升我的悟性，帮我增长学识。
作者系原天台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原文题目《张伯端乡贯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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