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官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故宫博物院 供图）

难得的花器

雍正三年的内务府造办处《清档》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员外郎海望交镶嵌钧窑盆景一件，上随缠金藤镀金树一棵、珠子七十三颗、宝石二十一块、红玛瑙寿星一件、珊瑚二枝、蜜蜡山子……象牙仙鹤一只。雍正传旨：将此镶嵌地景起下来，另配云母盆，此钧窑盆仍交进。根据后续文字，雍正把这件钧窑作品配置了紫檀木座，单独陈设在了多宝阁中。这个类似“买椟还珠”的事情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雍正眼中，什么金银珠宝、珊瑚玛瑙，都不及一只钧窑花盆重要。钧窑花盆单独观赏就已经足够，再配上奇珍异宝，不能衬托，反而是画蛇添足了。

一只钧窑花盆能有多迷人？那不妨看看这只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它的内外都有施釉，内部的青蓝色和外部的玫瑰紫相映生辉。再配合花盆边缘起伏婉转的曲线，就好似一朵悠然绽放的葵花。钧瓷的特点之一在于“窑变”的效果，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又有一句俗谚：“钧窑挂红，价值连城。”这说的是“窑变”的效果，如果能带红色，便十分难得。在这只花盆上，红色并非单纯的红色，而是作为底釉的铁系青蓝釉和表面的铜系红釉叠加而成的紫红色，细腻而均匀地分布，因此更加珍贵。故宫另有海棠红、丁香紫的花器若干，它们和玫瑰紫一样，都属于花器中相当成功的釉色。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馆员冯小琦告诉本刊，故宫拥有的这批花器类钧瓷，有花盆、盆托和仿照青铜器做的出戟尊等不同形态。像葵花式花盆就有葵花式三足盆托来对应，盆托用来盛接花盆中流出来的水。唯独一种应该是盆托的鼓钉三足洗还找不到配套的花盆。花盆底部有从一到十的刻字，十为最小号，一是最大号，不同型号之间直径大约差一厘米。故宫这批花器类的钧瓷，整体因为做工精良，被认为是官窑生产出来的“官钧”瓷器。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馆员冯小琦（者也 摄）

这只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底部刻有表明花盆大小的数字“七”，另外还有清代造办处匠人所刻的“建福宫”“竹石假山用”八字款识，说明它一直陈放在紫禁城中的建福宫花园。建福宫及其花园都在乾隆年间修建，乾隆赞颂它“环境幽雅而匪遐”，常来此游憩。他所珍爱的奇珍异宝也汇聚于此，花盆底部镌刻地点的做法就是乾隆吩咐工匠做的。喜爱作诗的乾隆当然也把钧窑花器作为了吟咏的对象，一首《赏钧红》这样写道：“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以，西方宝石致难同。”

钧民窑天蓝釉盏碗（故宫博物院 供图）

身世之迷

清代帝王表现出对钧窑花器极大的赞赏，但这些花器的身世却仍在历史的迷雾当中。清宫中的钧窑花器收藏，有的是清朝接手的明王朝的旧藏，大多数都是康熙、雍正和乾隆这三位“好古”的帝王从各地征集过来的，或是下属投合喜好的进贡。它们最初诞生在什么时代，为什么被制造出来却无人知晓。目前学术届有“宋代说”和“明代说”两种较为主流的观点，各有道理，彼此尚未达成共识。

按照北京大学从事陶瓷考古的秦大树教授的梳理，有关钧瓷的文献记载首先出现在明朝中期清赏类的笔记中，但在这个时期钧窑和其他各个窑口相比，排名较后，还未引起关注。在清朝前期，钧瓷的地位开始出现上升，不仅文献明确指出钧窑是宋代的窑，还流露出推崇之意。一本佚名的《南窑笔记》写到这些官钧花器：“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骡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官钧花器出自于宋代的说法由此逐渐形成。20世纪50年代，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最终形成，钧窑位列其中。

然而官钧“宋代说”并没有在考古上得到完全的支持。对于钧官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在1974年。结合出土瓷片形态，将河南禹县古钧台旁八卦洞的位置确定为传世官窑花器的生产地并没有争议，但确定年代的一枚北宋“宣和元宝”的钱模在真实性上却存在疑问。秦大树认为，当时将那里定为北宋官窑的考古结论，是在没有报告地层，也没有报告遗物的出土单位的前提下，受到明清文献的影响，继而得出来的。在此基础上，参与考古的专家又继续推演，解释这批花器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宋徽宗修建园林“艮岳”的需要，也是凭空去附会想象的。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受到历史文献左右不大，他们直接从器物的造型、胎釉来判断，多认为这批官窑花器是元末明初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