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奥运队可能是个幻象

东京奥运会赛场上，生长于加拿大的郑妮娜力在归化入籍后首次代表中国队出战女子十项全能赛，引发一时热议。尽管竞技体育赛场一向被视为民族主义情感的阵地，但在一个边界瓦解、身份灵活的全球化时代，归化和体育移民已经为顶级运动员们打开了一条成为新世界公民的通道。Besnier 和 Brownell 书写于2016 年里约奥运会之前的这篇短文道出了“国家队幻象”背后的经济腐败与政治图谋，带领读者们一窥在这场归化游戏中，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国家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运动员的盼望与束缚。

–

回顾这篇旧文的目的不是为了重新掀起舆论场的口水，而是意在揭开归化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版图，邀请大家一道反思在奥运赛场上沉渣泛起的民族主义观念，想象观赏竞技体育的另类可能。

奥运会开幕式的运动员代表团队伍常能唤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之后，美国亚美尼亚国家委员会（the Armenian National Committee of America, ANCA）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的CEO兼总裁Stephen Burke发了一封抗议信，指责NBC评论员对亚美尼亚代表团的怠慢。亚美尼亚代表团入场时，那位评论员只说了八个字：“亚美尼亚队进场了。”不过，相对于1996年围绕奥运会发生的抗议相比，亚美尼亚人的不满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当时，数千名华人及其组织于美国等地募集了21000美元，在各大报刊上登广告抗议NBC评论员鲍勃·科斯塔斯（Bob Costas）在中国代表团入场时提到人权侵犯、禁药指控及产权纠纷等问题。

据估计，约十亿人将于8月5日在电视观看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开幕式。对大多数观众而言，这场开幕式的高潮，无疑会是看着祖国运动员在他们的国旗后昂首走进体育场。

运动员入场队伍体现了一套齐整的世界秩序，由自豪、忠诚的国民们造就并维护。然而，国家并不是此类“合家欢”画卷里所呈现的明确无疑的政治单位。事实上，大量跨国运作的灵活手段正在被权力掮客以及一些运动员们采用，那些运动员希望，为了自己与亲友们，他们的努力与天赋能够被最大程度地兑现。

过去几年里，富有的海湾国家吸引了大量他国的运动员，他们在新的国度可以得到资金和良好的训练条件，与家乡相比，也更容易获取奥运会参赛资格。例如，国土微小、但石油丰富的卡塔尔至今仍在世界体坛不算亮眼，但近年来，该国已在体育方面豪掷千金，并对运动员采取了宽松的入籍政策。卡塔尔国家手球队于2015年男子手球国际锦标赛中打入决赛，在这支17人的队伍里，只有四人出生于卡塔尔，其余队员都招募于海外。据我们的计算，将代表卡塔尔参加里约奥运会的38名运动员中，超过一半人出生于其他国家。

巴林在2008年获得了历史上首枚奥林匹克奖牌，这得益于摩洛哥裔的拉希德·拉姆齐（Rashid Ramzi）在男子1500米比赛中夺金（之后这枚金牌因其药检阳性而被取消）。2012年，原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贾马尔（Maryam Yusuf Jamal）在女子1500米比赛中为巴林摘得了一枚铜牌。巴林正将该国历史最大规模的代表团（30名运动员）派往里约，包括出生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牙买加和摩洛哥的田径运动员，以及一位来自俄罗斯的举重选手。该国运动员代表团里，只有四名运动员出生于巴林。

并不是只有那些缺乏本地才俊的国家才花钱构建精英体育队伍。即使有悠久体育传统和巨大的人才网络，美国也为一些将于里约登场的运动员开放了通向公民身份的绿色通道。美军中的精英运动员有资格被选入“世界级运动员计划”（此项目全称为 U.S. Army World Class Athlete Program）。由于该项目应用于军队中，出生于他国的运动员不需要满足一般的五年居住要求，这一要求在其他希望入籍的移民中被严格执行（这是一项在911事件后实行的对士兵的豁免政策）。四名奔赴里约的美国肯尼亚裔田径队员得益于此项目。

中国近年来一跃成为体育强国，正在向全球市场输出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中国在乒乓球项目上的统治力在体育界独领风骚——1988年乒乓球成为奥林匹克项目后，他们的运动员赢下了28枚金牌中的24枚，包括2008、2012年的所有金牌。许多没有希望进入中国国家队的球员正被吸引到其他国家：140名获得里约奥运会资格的乒乓球单打运动员中，有27名在中国出生却代表其他国家。巴西将由华裔运动员林桂（Lin Gui）代表，她在12岁时移民到巴西打球，并于18岁入籍巴西——刚好赶上为巴西出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

运动员如此跨国流动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一些批评者质疑为何运动员会比其他移民更易入籍。另一些则将那些运动员描绘成贪婪的求财者或背叛祖国的变节者。

自从现代体育在19世纪于欧洲和北美被发明，公平竞赛的崇高理想、对祖国的忠诚、对金钱的淡泊在体育运动中举足轻重。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过去很多运动项目最初都由富庶的统治阶级独享有关，他们对经济得失的超然不会接受真正的考验，而对其所统治的国家之忠诚也毫不令人惊奇。尽管现代体育几十年以来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这些价值依然长存于人心——并且时不时被提及，来反对一些运动中精英运动员的巨额收入，以及运动员轻易转投他国的自由。

这样的现状使得里约奥运会只能作为一个实例，来体现这些已扩散到整个全球体育界的实践。那些有广大全球观众群的团体运动，如足球和橄榄球，20世纪90年代就经历了球员流动的高峰，那时从电视转播权获取的收益急升，一些俱乐部与球队成为营利型公司，而球员的工资、转会费也大涨。很多足球俱乐部在肯尼亚、南非等国家建立了青训学院，瞄准那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希望可以抢在其他俱乐部有染指的机会之前，甚至也许在那些年轻人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与价值之前，将他们招致麾下。

有些人为随之而来的“人才流失”（brawn drain）所惋惜：因为那些发达的“全球北方”国家的利益，贫穷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体育人才正在不断损耗。在一些人看来，这与过去被殖民国向殖民国输送商品和劳动力的不公做法相差无几。但另一些人想法则不同。比方说，斐济有很多有天赋的橄榄球球员，经济上却不足以支持一套国际比赛水平的橄榄球基本设施；其橄榄球球员大多都在外国寻求合同。但斐济的橄榄球观众并不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问题；他们会为任何包含斐济球员的海外球队喝彩欢呼。

很多从全球南方引进的运动员将钱寄回家乡。他们常常肩负着很多人对更好生活的期望。Niko Besnier（本文作者之一）与一位在日本比赛的汤加职业橄榄球球员相熟，他估计，在他的岛国家乡大约有70人依靠他生活。另一位年轻的斐济橄榄球新秀与法国俱乐部签约，在俱乐部的法国职员介入之前，每月都将自己微薄的薪水全额寄返他那些难以满足的亲戚，而不给自己留下分毫来维持生活。

体育提供了摆脱贫穷、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但正视打开这些机会之门的幕后操纵也很重要。卡塔尔的体育帝国由该国皇室中的一派建立，作为其双管齐下策略的一部分，以冀同时巩固对国内政府的掌控及增强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这一策略在现任埃米尔【1】于2013年接任他退位的父亲上台时取得收效。在另一个例子中，包苏珊（Susan Brownell，另一位本文作者）听说，有中国体育界业内人士怀疑哈萨克斯坦这个正在快速发展、有奥运雄心的亚洲国家，是否曾为了引入两名中国女子举重选手而向中国体育总局的官员行贿，而这两名选手在伦敦奥运会时为哈萨克斯坦赢得了金牌。

事实上，很多“国家”队都是国际英杰的聚合体，这一聚合体有时是通过腐败和政治角力来建造的，并因发达经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间巨大的财富不均才变为可能。如果公众对这个事实理解得更清楚，也许有助于强化建立全球共同体的意识。考虑到民族国家要对一世纪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和骇人的反人类罪行负责，如果抛弃民族主义世界观，我们的处境将会大大改观。而这届奥运会就是个不错的起点。

注：【1】埃米尔是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

作者：

Niko Besnier 是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于 2016-2019 年担任《American Ethnologist》杂志主编，近期研究内容包括全球化、体育与男性气质。
包苏珊（Susan Brownell）任教于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研究关注身体、健康与东亚社会，曾在中国进行关于奥运会和世博会的田野调查，出版过关于中国体育中的“身体文化”研究著作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译者:

Florian, 香港中文大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