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米高空重拾对飞行的古老向往，体会人与大地的联结

从前的人们把空中旅行视为奇迹，然而现代人对此早已经习以为常，搭乘飞机时往往觉得沉闷无趣。

但现役波音747飞行员马克・凡霍纳克却从未失去对飞行奇迹的惊奇。为了实现童年的飞行梦，马克于研究生期间中断学业，投身咨询行业努力攒钱。2001年，他开始接受飞行训练，先后驾驶过空客A320和波音747，如今已是资深的民航副驾驶，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大都市。

同时，他把自己对飞行无可遏制的热爱倾注于笔端，细述了在时间、地理、天文、物理、航空、气象、社会、文化等方面对飞行的观察与体悟，让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仿佛置身于驾驶舱中体验这万里长空中的各种美好：云海、冰山、日落、流星、极光……是神奇瑰丽的自然之美；隔绝与联结、古老与现代、陌生与熟悉、解放与回归，是优雅对立的飞行之美；人生际遇的参差、社会发展的差距，是深刻敏感的思索之美；制度化的合作、不期然的相遇与别离，是温暖动人的人情之美。

凡霍纳克在万里长空上的第一手记述，普及了飞机的技术原理、天空地理样貌、飞行路线的千变万化等科学奥秘；但它更是一本文学书籍，诉说从世界上方观察和体悟到的细节、景色、情感和事实，带领读者重拾对飞行的古老向往，体会人与大地的联结，让心灵免受微不足道的琐事压迫，以放眼整个星球的宏观尺度丈量世界。

《长空飞渡》

作者：[英] 马克·凡霍纳克

译者: 吕奕欣

后浪·九州出版社

相逢

那年，我二十五六岁，咨询公司派我出差——还要再过几年，我才当上飞行员。印象中第一次搭飞机，是七岁时全家一起前往比利时。此时的我早已不是那个好奇得瞪大双眼的小男孩了。我带着笔记本电脑、一叠刚印好的名片（双面印着不同语言），还有一个装着这次长途出差行头的服装袋。

我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该请求机组人员让我参观驾驶舱。从童年到大学，每次坐飞机，我都会请他们让我进去，出了社会反倒越来越少。一部分原因是同事和我在飞机上常得工作；或我必须把握好时间补充睡眠，因为飞机降落的那天早上就得赶去开会。另一部分原因或许是，我担心对飞机表现得太过热忱会让自己显得不懂人情世故，不够专业。

然而，这次出差对我来说相当特别。我好几个星期前就开始期待这趟旅程了，并在与人合租的波士顿公寓里细细研究过地图。几年后，每回看到从空中拍摄的地球照片，或摆着地球仪的童年卧室的照片，便会想起这趟旅程：我从波士顿出发前往日本，在日本待几个星期再到欧洲，最后回到新英格兰。我整整绕着地球飞了一圈。

管理咨询这一行，最喜欢问应聘者他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以测试他们如何推导出貌似合理的猜测，“加拿大有几棵树”就是这类问题之一。几年后，每当我飞过加拿大北方的森林时，总会花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当年我应聘时，面试官要我估算美国小提琴手的数量。我先算了算在我们学校有多少人拉小提琴，之后再推算全美有多少人拉小提琴。有一次我当面试官，请应聘者估算世界上搭过飞机的人占多少比例。（英美约有百分之八十的民众搭过飞机，但是全球性的统计数字付之阙如。我估计应该低于百分之二十，这恰巧是1965年美国搭过飞机的人口比例。）

另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有多少人环游过世界？从家乡出发，绕地球一圈又回到家乡，中间不走重复路线，这是一场很浩大的行动。即使是搭机经验丰富的旅人也很少有绕地球一周的，飞行员亦然。

现在，我正搭乘着波音747，进行着环球之旅中漫长的一段：从东京到伦敦。登机前，我藏不住兴奋之情。当我还在东京新宿区的酒店高层房间时，就在这座与众不同的城市里仰望过灯海上方的阴暗天空了。我心里不仅想着东京，还挂念着伦敦；我要在空中飞行十二个小时，横越六千英里，从一个岛国大都会，跨过整个亚洲与欧洲，到另一个岛国大都会。

现在，飞机飞了约五小时。外面的世界近乎一片白。我想，那应该是大地，而不是云吧！只是我不确定。我们在西伯利亚某处的上空。我之前从没到过西伯利亚上空，而其他乘客大部分在睡觉；他们拉下了窗户的遮阳板，遮住了将在降落伦敦几小时之后才会结束的白昼。后来空服员从我身边经过，我阖上笔记本电脑，询问能否参观驾驶舱。几分钟后她回来了，微笑说道：跟我来。”我跟着她上楼。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波音747的驾驶舱，之前连波音747的楼也没上过。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过不了几年我就会自己开着波音747往返于东京与伦敦，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空服员把我介绍给飞行员，他们请我坐下。其中一名副驾驶问起了我的工作，只是我对他的工作更感兴趣。他说起飞越西伯利亚的这一大段路会遇到什么挑战。他指着导航屏幕上方一道红色弧线告诉我，那就是我们的航路。接着他让我看像是从中控台打印出来的收据一样的气象报告，上面列着我们即将飞越的几座俄罗斯城市的温度。光从温度来看，那些城市仿若位于另一个世界。他和我聊到了飞行员生活的酸甜苦辣，例如：对他们来说，在东京过周末再正常不过了；在这样的长途飞行期间及在其前后安排休息面临的挑战；变化多端的光线；等等。机长让我看了看他打印出来的排班表，然后把排班表折叠起来，藏在帽子里；几年后，我沿用了这项传统。从那张纸上的代码和时间来看，他一周后会去开普敦，再过十天之后会飞悉尼。大约二十分钟后，我意识到自己太富热忱了，可能会坏了人家的好意，只好赶紧道谢，离开驾驶舱。

我回到座位，继续做了会儿简报，然后凝望着窗外，打了会儿瞌睡。几小时后，另一名空服员来到我的座位。她说，飞机即将在希思罗机场降落，飞行员邀请我回驾驶舱。我想去吗？她还没问完，我已离开座位。

他们借给我一副耳机。就在我们说话时，一座具体而微的城市在飞航电脑屏幕上方的窗户升起，在海面上稳稳地偏转。我指了指它。“那是哥本哈根，”飞行员微笑地说道，并在空中画了一道斜线，告诉我说，“一旁就是位于丹麦与瑞典之间的厄勒海峡。”我试着记住这海峡的名字，这是伊萨克·迪内森出生和去世的那座城市附近的海峡。副驾驶之所以一眼就认出这是哥本哈根，是因为看见这座城市，就意味着即将抵达他英格兰的故乡。在这驾驶舱里，我头一回将这个世界视作这样一个地方：哥本哈根与伦敦之间的距离仿佛只是事后临时追加的想法，犹如一部描述单日跨越欧亚大陆上空的作品的最后一页；在这里，整个城市都在发光，它的名字和位置在地球上清晰可辨，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后看到的出口标志。

机长指着离荷兰北海岸不远的弗里斯兰群岛给我看。我想起十几岁时很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讲述了数百种语言的发展简史，并提供了示范文字。我读了那本书之后，才知道有弗里西亚语这种语言，书中还描述了这种语言与英语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听见管制员在跟飞行员说：“现在呼叫伦敦。”飞机仿佛像在追踪业已形成的航路上的航路点一样密切追踪着语言的发展，似乎从上空观看或聆听这些是飞机与无线电的唯一目的。很快，一个英国管制员的声音开始引导我们降落。

我过去未曾在降落时坐在驾驶舱里。即使多年后我当上飞行员，仍对那天下午的经历感到惊奇：解除自动驾驶时会突然出现巨大的警笛声。现在我已经明白了，自动驾驶绝不可以在飞行员不知情的状况下解除。驾驶舱还有别的神奇的声响，例如接近跑道时会清楚地报出高度；在英国上空两百英尺、距离地面还有十五秒钟时会说：“DECIDE。”

比自动驾驶和这些声音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刚开始降落的过程。我第一次从驾驶舱里看到了飞机的某种本质的东西，那是我多年前看见那架沙特阿拉伯的飞机停在肯尼迪机场时就开始有所体会的东西。我看见波音747让在我记忆中仍印象深刻的东京朦胧早晨迅速发生了变化，一下子我们就来到了原本在脚下的午后云间；汹涌的云朵先是从我们身边擦过，接着又来到我们的上方，然后伦敦在云底下出现了。从有记忆以来，我就热爱飞行，但在这天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当个飞行员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份工作中，光是看见这样的城市景色，就能让一天变得更美好。

四年后，我成了飞行员。我走在洛杉矶机场中，准备以乘客身份飞回伦敦。忽然，我瞥见了那位在从东京起飞的航班上对我相当热心的副驾驶。他特意叫我看的景色，令我永生难忘。我喊住他，向他打招呼，并解释在哪里认识的他。他愣了一会儿，想起了我们之前的相遇。我们聊了片刻，他恭喜我在上次相遇的几年后如愿加入了这一行，跟他成为公司同事。随后他第二次开飞机，带我前往伦敦。

三年后，我忘了是在东京的居酒屋外，还是北京或新加坡的咖啡馆里，又见到他，跟他打了声招呼。这时，我刚开始驾驶波音747，而他也还在开波音74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的旅程似乎比我们上次相遇时更圆满。我们聊了几分钟，便说了再见。再下一次的相遇又过了几个年头，这回是在圣保罗的巴西烤肉店。我们一起用餐言欢，之后互道珍重，等待某年某月在某个城市再次相逢。

和这位同事的联结如此令我难忘，不仅是因为这段友谊始于我在飞机驾驶舱看到的第一次着陆；也因为能和某个人保持联结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体验，虽然在外人看来，这根本不算是一种联结。飞行不仅会颠覆我们在某个地方培养出来的时间感与地方感，还会改变我们的社群感。飞行这一行固然能联结起某些人与某些地方，但这份工作的性质却意味着我们很难与人保持联结。友谊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的稀缺，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空间距离的拉大，我们与他人的联结往往会被削弱。

原标题：《在万米高空重拾对飞行的古老向往，体会人与大地的联结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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